党的五代领导人——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2021-06-21 17:07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体育思想

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新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看到了体育对增强国民体质的重要作用，并于1917年在《新青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提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虽然当时的毛泽东尚未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早期体育思想也尚不成熟，但不能否认，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表达的体育观点对其后期的体育思想发展起到了基础的作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要通过研读列宁哲学著作和苏联教科书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应用于中国实践，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结合进其体育思想中。在推动体育传播中，毛泽东不仅仅是旧体育观念的批判者，新体育理论的创造者、倡导者和宣传者，更是新体育理念无比顽强的践行者。这一点从其在73岁的高龄仍然畅游长江便可见一斑。纵览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即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主要围绕身体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展开。

身体第一的体育论述。毛泽东在提出体育观点之初，便创造性地提出了体育第一的观点，否定了传统身心二元论、身体处于次要地位的观点。毛泽东提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认为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遇道德之舍也”，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的身心割裂观点是错误的。身体第一的体育观在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早期便已形成，并在其后的完善中被作为重要观点论述。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驳斥了把身心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了健康的身体的重要性，并得出了身体强健有助于知识的增进和意志增强的辩证思维观。同时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结合列宁关于“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定义，及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指出身体是第一位的。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学校学生体质情况曾先后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和口号。毛泽东身体第一的体育观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发展意义重大，毛泽东对体育和身体地位的正名更正了我国民众对体育的认知，有效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论述。在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已在《体育之研究》提出了“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表明其对“三育并重”并将体育置于突出位置的看法。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应用与实践，关于体育、智育、德育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进一步将德智体“三维一体”的发展格局上升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催化之下，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从较为单一的维度拓展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全局性的思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家内外出于战乱状态，大力发展军事体育对提升民众体质与提高军民战斗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得我国的教育有条件进行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体育思想的与时俱进性，同时也对促进国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人的成长与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所提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更强调体育的作用，即“健康第一”，这充分肯定了体育在三者中的地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观对克服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重文轻武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对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体质状况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中，身体第一的体育本体观念深刻影响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后期的体育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体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探索中成长。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敏锐地觉察到时代主题发生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大力发展军事体育，以提升国家军队战斗能力；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选择性。邓小平客观总结我国的发展经验与社会实际，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我国体育事业指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然而需要明确的是，邓小平的体育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体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相关体育思想要在适应中进行不断调整，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体育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即均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且都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邓小平的体育思想主要围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体育、协调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体育、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的体育展开。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体育。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经验基础上，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伴随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被提出并逐步实现纵深化发展。在国家的向善向好发展趋势的背景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精神被融入体育发展中。随着国家的发展，推进体育的现代化、世界化受到邓小平的关注。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项具有国际代表性的体育赛事，恢复与之的联系对当时的中国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邓小平作为最早明确提出要申报奥运的领导人，运用“一国两制”思想解决了我国奥运会会籍，使我国于1979年正式回到了国际奥林匹克家庭中。“奥运模式”与“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而提出的方法，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为我国的体育发展寻找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路径。而在面向科技的体育发展中，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适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体育的发展与振兴显然离不开科技的力量，尤其在我国恢复奥运会会籍后，促进体育与科技的结合不仅有利于运动员训练方法、技能获取等，同时也为我国的群众体育发展打下先行基础。在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科技兴体”的战略思想被提出，为我国体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明了方向，大大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创造性地把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体育虽自引入之初，便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获得了革命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但关于体育地位的讨论并未得到关注。随着中国恢复奥运会会籍，我国运动员多次在奥林匹克赛场展露身手，促进了中国对外国际交往的同时，振奋了民心、鼓舞了斗志。邓小平曾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邓小平认识到体育对国民的激励促进作用，在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的基础上，针对体育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创造性地把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方针，制订规则”的论断。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体育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成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带领中国走上了发展的新征程。2000年，江泽民在赴广东视察工作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和唯物史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中国发展阶段进行的理论创新，作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核心仍以人民为主。随着中国重归奥林匹克舞台，我国的体育以更丰富的形式、更饱满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并主要围绕更有针对性的全民体育、竞技体育、法治体育展开。

更有针对性的全民体育。虽然社会在发展，理论也在不断进行着更新，但关于人民性、人民全面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的体育发展中。这既是对马克思“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等观点的继承，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步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在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在继承前两代领导集体体育思想的基础上，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国制定出有目的、有任务、有措施、有步骤的“全民健身计划”。江泽民强调：“中国有12亿人口，体育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身体健康。”“体育工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增强人民的体质，这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的标志。”“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提出法治体育。体育自近代被引入中国以来，早期的体育发展与传播主要围绕政治、军事展开，其中虽涉及群众体育发展，但所出现的体育相关矛盾或纠纷相较其他领域并不显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的种类与发展形势呈现出多样化，并且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体育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竞技水平、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被颁布实施。辨析体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问题，将发挥积极意义。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又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在填补了国家体育立法的同时，也为我国后期相关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体育论述

近代以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转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团结奋进、共谋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前进、世贸组织的成功加入等，中国的国内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育事业也在继承前三代领导人体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进行着符合中国体育发展实际的创新。体育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体育事业促进国家发展、国际地位提升、国民素质提高具有积极意义。2003年8月28日—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要求“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步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努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等体育兴国战略思想。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体育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国的体育发展始终坚持人民性的主体地位，在历代的领导人体育思想中均有涉及，胡锦涛在继承前三代党的领导人体育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体育权益，才能不愧于这个时代，才能为活力中国蓄能，为健康中国奠基”。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全体群众体育工作的延续，也进行着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国运兴，体育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关的体育事业也随着国家体育资源的日益充足、国民体育参与热情的提升而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开幕之际，胡锦涛在南京会见了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表彰会的代表时强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体育基础实力的增强与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提高，使得我国能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发展全民体育，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促进体育发展。“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关心支持。”2009年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对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说具有重要意义。该条例“为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2008年，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而提出的。“大与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互为依存、至为影响的辩证关系；大是强的基础，强是大的核心表现；中国体育由大到强的过程就是不断化解矛盾、全面提升基础实力和打造中国体育核心竞争力的过程。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国就一直争取在国际奥林匹克赛场夺得金牌，以期为国争光。从1984年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我国承办北京奥运会时48枚金牌的记录，中国的体育事业以迅猛的发展速度震惊了世界。从奥运会的申办到承办，从零金牌到奥运金牌排行榜的前几位，从军事体育到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全民健身等，中国的体育发展实现了数量上的快速扩大。然而只有数量还不够，只有足够强大才能更有国际话语权，也能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推进了我国良好的文化宣传、政治经济合作，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人体育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的体育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在继承和发展前四代领导人的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联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实现了体育思想的创新与飞跃。习近平认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习近平一直很重视体育的发展，并鼓励“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的体育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以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式展开，并将其贯彻于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的建设中。

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工作导向。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习近平认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习近平的体育思想中人民主体性的唯物史观构成了其体育工作开展的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体育工作一直围绕人民主体性展开，但不同的历史背景使得不同阶段的人民性体育发展具有局限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全面的人民主体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的建设当中。“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环境的好转，人民的体育需求也在发生着改变。体育工作的开展仍主要围绕增强人民体质展开，但又不局限于增强民众体质，多元化、现代化的体育逐渐兴起，并带动体育事业发展。以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在奥运赛事中的成果获得认可，中国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的民族自信不再寄望于奥林匹克夺冠，而是逐渐将奥运与人民的体育发展结合起来。习近平说：“奥林匹克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把体育运动普及开来，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举办一届冬奥会，将起到点燃冰雪运动火炬的作用，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要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2022年冬奥会将在北京举办，将进一步激发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带动更多中国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

促进健康中国建设。长期以来，民众的健康状况始终作为重点内容被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进一步强化了体育对提升国民健康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体医融合的发展模式。在由治“已病”向防“未病”，由传统的被动求医问药向体医融合的主动转变中，蕴含了主观能动性的融入。鼓励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全民健身中去，以“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习近平将全面健康上升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的高度，将全民健身作为实现全民健康和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保障，是其健康为本的哲学观表达，也是对体育价值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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